跟投之家殷商王朝的国号及其国君尊号考

——兼论教育界将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夏商周三代”更正为“夏殷周三代”的紧迫性

淮阴工学院殷作斌

【提要】殷代开国大帝成汤放桀代夏建立殷商王朝之初，面对商族内部氏族林立、族外方国各霸一方的局面，为了实现对国家和族众的有效管理，为了使商族内部氏族如林的族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为了防止革命功臣和后世商王（殷帝）滋长居功骄傲的情绪，达到团结族内诸多氏族和族外众诸侯共建新王朝的目的。成汤认为其族号“商”字和纪念其出身于商族内部第一大氏族殷氏族的国号“殷”字同等重要，于是便为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立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依此族规，成汤规定，时称“殷天子”的“天下共主”，具有简称“商王”的“商族之王”和“殷帝”的双重身份，要求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在行使“族权”和“天子权”时，要恪守“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在全国一统天下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 的规矩。成汤所立的该族规在正史中虽然未见详实的文字记载，但其真实性不仅获得源于先秦竹简、秘密传承 1700 多年不辛毁于“文革”的《殷氏家传》中的完整文字记载支持，而且可从其在诸多传世文献和现代考古发现中起的重大作用中获得间接证明。本文认为，在甲骨卜辞和古代历朝史书中出现的下列诸多特殊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现象，而应该是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必然现象，也可视为对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真实存在的间接证明。例如：在甲骨卜辞中对殷商王朝的国号和其国君尊号只“称商称王”决不“称殷称帝”；在《史记・殷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殷纪》中却与在甲骨卜辞中对殷商王朝的国号和其国君尊号的称谓刚好相反，只“称殷称帝”决不“称商称王” ；在除宋朝因对赵宋宣祖赵弘殷避讳不准称殷以外的古代历朝一般史书中，对成汤所建王朝国号的称谓总是既称殷又称商的殷商并用，或只称殷不称商，决不会出现或极少出现只称商不称殷的情况……。此外，本文还以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为准绳，确认由现代的两项考古大发现证实的周代和周代殷商后裔宋公室人称前朝为 “殷”不是周人对殷商王朝的“他称”“别号”，更不是周人对前朝的“蔑视”和“贬称”，而是殷商王朝国号的“本称”，或殷商王朝人对其本朝的“自称”。本文在确认成汤所建殷商王朝的国号为“殷”不为“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国家教育界应响应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和对殷墟考古有特大贡献的首席甲骨学家、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先生关于“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号召，将自 2001 年以来应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的不当要求，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写进的不符合史实的“夏商周三代” 的教学内容迅速更正为符合史实的“夏殷周三代” 的教学内容，使传统正史中关于殷商王朝的国号、国君尊号和殷商王朝的断代史表述，回归到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搭建的基本框架，并响应首席甲骨学家董作宾的号召，纠正只据殷商王室祭祀的产物甲骨卜辞重建殷商王朝断代史的片面倾向，以免误导后世子孙和以免给正在进行中的全党全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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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殷天子天下共主商王（殷帝）双重身份行使族权行使天子权殷称帝周称王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为笔者先祖成汤所建。成汤，姓子名履，号汤，乳名大乙（因生于乙日且居长），又称商汤、殷汤。源于先秦竹简、秘密传承 1700 多年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注 1】记曰： “成汤者，殷革夏命，汤成也。商汤者，契后，子姓商族十四世也。殷汤者，冥后，子姓商族殷氏九世也。”自安阳殷墟甲骨文问世以后，先祖成汤所建的殷商王朝的真实存在虽然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对这个王朝的的国号是“商”是“殷”还是“殷商”的问题、对这个王朝至少传承 27 位国君的尊号是“帝”是“王”还是他们具有“殷帝”和“商王”双重身份的问题，却仍然充满争议。将上述两个问题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上明确记载的先祖成汤为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制定的 “殷商并用族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在全国一统天下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是否为真的问题，以及《殷氏家传》上“殷称帝周称王”的六字记载是否符合史实的问题。

笔者因为对家中祖传一本源于先秦竹简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颇感兴趣，自 1959 年起，就在已故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1895.3.20—1963.11.23）和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1919—2002）的指导下，对上述问题及殷商王朝的真实历史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笔者得识董作宾先生的机缘是，在香港友人的介绍下，笔者得读最先在台湾发表的董作宾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注 2】一文。那时，董先生还想借笔者熟读的“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一阅，但限于当时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遭遵父命收藏该谱书的长兄殷作超婉拒未成。当时，董作宾先生在看到学界一些人主张仅凭已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就能写出整个殷代文化史而出现轻视甚至废弃传世文献的不良倾向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向学界发出的下述最严厉警告与我对先祖成汤所建王朝历史的研究产生强烈共鸣： “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1959 年笔者还曾通过香港友人将家中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中记有的殷氏先祖为报复周人翦殷过于贬周的内容向台湾董作宾大师汇报过，董作宾先生私下还对我的研究思路作出下列明确指导： “历史学者要客观公正，周人出于以周代殷的政治需要贬殷固然不对，殷氏后人在秘密传承的《殷氏家传》中过于贬周也不对，周人和殷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壮大都是有很大贡献的。现在有了甲骨文，对我们重新认识殷人的历史贡献虽有很大帮助，但只凭殷人祭祀的产物甲骨文也写不出真正的殷代文化史。”

董作宾先生离世以后，笔者的研究又得到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教授的进一步指导。李定一教授非常崇敬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董作宾先生，李定一教授曾明确地告诉过笔者，他编纂的《中华史纲》【注 3】一书中的上古“夏殷周三代史”的内容都是在董作宾先生的指导下或参考董作宾的著作完成的。李定一教授说，他在《中华史纲》一书中对学界提出的“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意见，实际就是董作宾先生的意见。李定一教授在其所著《中华史纲》一书中教导我们说：“（成汤 ) 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复兴’‘殷复衰’‘殷复兴’‘殷衰’ 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 ‘诸侯莫朝’……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 ‘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正因为李定一教授在其所著《中华史纲》一书中按董作宾先生的要求明确提出“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意见与我的设想高度一致，所以在董作宾先生离世以后，笔者又通过香港友人找到了李定一教授，并得到李定一教授的下述进一步指导： “写历史书贵在‘求真、客观、公正’六个字，千万不能出于政治需要而意气行事，有意无意地添加进纯是主观臆测的内容，更不能‘偏狥而私生好恶’，搞‘我否定你、你否定我’那一套。周人出于巩固以周代殷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全盘否定殷人的历史功绩、整合甚至删改西周以前的中华上古史固然不对，但殷人反过来否定周人的历史功绩也不对，周人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历史贡献的，起码，历史上以周代殷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应该多向董作宾前辈学习。董作宾前辈在论述如何应用‘甲骨文史料’重建‘殷代文化史’时，总是强调贵在‘求真、客观、公正’这六个字的。”

李定一教授于 2002 年离世以后，由于在 2009 年应邀出席“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称：‘烟台会议’）”的机缘，笔者又得识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的会议主持人王宇信教授（1940—2023.11.7），并拜其为师，健在的师母朱月萍女士也鼓励王宇信恩师对笔者的研究作进一步指导。在 2009 年的“烟台会议”期间，笔者就《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史苏苑《商朝国号浅议》和郑慧生《殷商名称的由来》两文，以及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一文，私下进行过讨论，当时王宇信先生也认为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

后来，被学界誉为当代最高研究水平的上承史前与夏代、下启中华演进先河的重建成汤所建王朝的断代史共 688.4 万字的鸿篇巨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主编、13 位专家参编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齐以后，笔者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其逐字逐句进行研读。笔者虽然赞成以宋镇豪主编为首的此项研究成果中的许多观点，但觉得该书的“只称‘商’不称‘殷’”冠名与史实不符，还觉得以宋镇豪主编为首重建成汤所建王朝的断代史——共 688.4 万字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与当代已故首席甲骨学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对重建殷代文化史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董作宾先生要求的殷代文化史若不能重建，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研究就必然难以深入，连自己民族的文明来源都搞不清，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于是从 2014 年中华殷商各姓氏后裔云集河南淇县朝歌第二次大祭先祖暨淇县朝歌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笔者就着手编撰《殷代史六辨》一书，其目的是想提醒宋镇豪先生在其主编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为佳。后来，笔者将据当代考古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李伯谦恩师审阅修改过的待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书稿发给李伯谦恩师再次审阅，并请他为之作《序》。李先生不仅很高兴地为笔者写了《殷代史六辨・序》，而且在其所撰写的《序》中对笔者的《殷代史六辨》书稿作出如下较高评价：

第一辨“高祖‘河’之原型人辨”中，作者在对各种解说梳理之后，认为甲骨文中的“河”是商王祭祀的自然神或上甲借河伯之师以伐有易的“河伯” 等说法，都不能成立，而只有郭沫若等主张的“河”为商王先祖之一、常玉芝根据商王祭祀规律考证的“河”为王亥之父，即《史记・殷本纪》第六位先公冥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在商王祀典中称冥为“高祖河”，作斌先生做了大量论证，认为与今本《竹书纪年》载夏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有关。这种分析，有理有据，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他关于冥因治水而死，被夏帝杼赐地于殷并追封殷侯是称商、称殷的一个界限，以前称商、之后称殷的说法，确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颇具新意的解释。在目前有关为什么会有殷、商之别的诸种说法中，这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法之一。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殷天乙唐（湯）孙宋公欒乍（作）其妹勾敔夫人季子媵（簠） ”和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 1 编钟铭文“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 … … ” 证明司马迁《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有依据的，因为至少在周代，特别是周代商族子姓宋公室的殷商后裔，是称殷不称商的。然而，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甲骨文中称商而不称殷，如“商”“天邑商”等。甲骨文虽有“殷”字但其义则与族称或国名无涉；文献中有的地方称殷而有的地方称商，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等。为进一步弥合称商、称殷的矛盾，作斌先生进而提出“在族内行使王权时称商称王，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称殷称帝”的观点，并在第三辨中专用第六节一整节的篇幅，论证此乃“成汤立族规： ‘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他说，“从冥封于殷以后，商族的国号早就叫殷”，而（据《世本》）子姓商族有“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九大氏族，每个氏族内又有分族，面对族内氏族林立、族外方国各霸一方的局面，成汤如何实现对国家和族众的有效管理，于是便形成了上述决策性的“族规”。这一分析，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2015 年 3 月，笔者的《殷代史六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后，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的王宇信恩师发现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公开亮明“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殷’不是‘商’” 的观点，并用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中明确记载的先祖成汤为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制定的“殷商并用族规”（即“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

在全国一统天下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科学解释了“甲骨文中全称商称王”“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全称殷称帝”和许多传世文献中“时而称商、时而称殷、时而又称殷商的殷商混称”的矛盾现象以后，王宇信恩师又力排众议，将笔者的专著《殷代史六辨》的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收录在他为总主编、殷商史专家郭胜强为卷主编的《殷墟文化大典》的《商史卷（下）》的第 462 页和第 568 页中。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宇信主编的三卷六册《殷墟文化大典》曾于 2021 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笔者母校清华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1933.3.28—2019.2.24）对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首次公开亮明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殷’不是‘商’” 的观点也表示支持。他在接受笔者的赠书《殷代史六辨》时，笔者问他：“既然您是支持我的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之说的，您当年为什么欣然同意出任国家 ‘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呢？”他不置可否地笑笑，没有正面回答笔者的问题，而是出示他早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一书对笔者说：“从我写这本书的书名未叫《商代地理简论》，你就知道我是主张成汤的国号本是什么的。”

在《殷代史六辨》公开出版并获得当代学界诸多学术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郑州大学著名殷商史学家李民、安阳殷墟著名殷商史专家郭胜强等，高度评价以后，在北京大学李伯谦大师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于 2022 年又将《殷代史六辨》扩展写成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全一册约 70 万字的殷商王朝断代史《殷代史》一书，其初版已经于 2023 年 7 月和 11 月分别在美国加州（ART AND DESIGN PRESS INC.）和中国北京（线装书局）先后出版。后来在笔者因年高、视力不济的情况下，又与孙子殷昌盛合作，于 2024 年 12 月推出仍由线装书局出版的《殷代史（第二版）》第 1 次印刷的版本，2025 年 5 月又推出由“廊坊市旭日源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的纸质和印质更高的《殷代史（第二版）》第 2 次印刷的版本，此高印质版本目前由线装书局出版社正在大力推广发行中。

虽然在《殷代史六辨》的第三辨《成汤国号辨》和后来出版的《殷代史》初版和第二版的《卷二》第一章《成汤的国号》中，笔者已经对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朝代号）为“殷”而非“商” 的史实，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进行过充分的论证，但笔者还是不断地接到国内诸多学者以《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史苏苑（1917.9—1989.12）《商朝国号浅议》和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等文献为据，对笔者提出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为“殷”而非“商”也非“殷商” 的观点进行质疑，以及对笔者提出的这个王朝至少传承 27 位国君的尊号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称“帝”或“殷帝”，在商族内部祭祀行使王权（即行使“殷商之王”的最高族长权）时称 “王” 或“商王”的观点（即对殷商王朝的国君具有“殷帝”和“商王”双重身份的观点）也进行质疑。

现仍以读者据以对笔者进行质疑的已故史苏苑教授在《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商朝国号浅议》和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中提出的诸多史料为据，对笔者在《殷代史六辨》和《殷代史》两书中公开亮明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为商不为殷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以飨读者。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一下，目前中小学课本中教给下一代的“夏商周三代”如果不更正为“夏殷周三代”的话，将会为全党全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问题。

二、“冥前称商，冥后称殷”才是殷、商称谓分界的正确分法

说到“殷”字为何会与“商”字结缘成“殷商”的称谓，一般人总是会与“盘庚迁殷”联系起来，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盘庚迁殷”并非殷、商称谓的正确分界。

“商”本地名，自从商族始祖“契”被封于“商”地以后，商又成为世袭诸侯国商国的国号和以契为始祖的子姓商族的族号。“殷”也是一个地名，古代时，作为地域名的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东，在夏殷时（在郑州以北）基本呈南北走向的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用 “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 11 个字来概括，现在的豫北安阳殷墟和冀南邺城（二者相距 30 多华里）都在殷的疆域内。本来“殷”和“商” 一点关系也没有，后来因发生《世本》、《殷氏家传》和甲骨文三者都相互印证记载的六世商先公子冥（即甲骨文中的高祖“河”，或《殷氏家传》中记载的先祖“河”）为夏之水官治理黄河并以身殉职的悲壮事件，六世商先公冥被夏帝追封于“殷” 地，被夏帝追封为诸侯国殷国的首任殷君，冥的长子商族七世亥（即甲骨文和《山海经》中的“王亥”、《世本》中的“胲”、《史记》中的“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殷王子亥”、今本《竹书纪年》中 “殷侯子亥”）奉夏帝之命，率族众渡过呈南北走向的古黄河，西迁至亡父的追封地“殷”，袭亡父冥公的追封爵位，“改商曰殷” ，“即殷君位” ，尊王父冥为首任殷君，自己为二世殷君。此后，原本相互独立的殷、商二字才有了最初的联系，结缘成“殷商” 的称谓。从此，后世史家和殷商后裔又将子契为始祖的商族称为殷商族（鉴于此，在拙著《殷代史》中，也常将“商族”“殷商族”两个词都当作子姓商族的族号使用），将商族六世商先公兼被夏帝追封为首任殷先公的子冥为始祖的子姓分支称为雄踞子姓商族九大氏族之首的殷氏族，尊六世商先公子冥为子姓商族中殷氏族的肇氏始祖，最典型的是《史记・殷本纪》开篇就将“子契” 尊为“殷契”。后因推翻夏朝统治建立新王朝的成汤为子姓商族中殷氏族肇氏始祖子冥的九世嫡传，是子姓商族殷氏门中人，于是，子姓商族殷氏便成为成汤所建新王朝王室的象征，这更加强化了殷、商二字的联系。最终，“殷商” 这称谓不仅成为外族对成汤代夏新王朝的敬称，而且成为商族自身传承至今（共约 3800 年）并为众多殷商后裔各姓氏、各支派广泛使用的族号。由此可知，在文献中，特别是先秦文献中，殷、商二字连用的“殷商”一词大体有五层意思：

①“殷商”是氏族名，是子姓商族中九大氏族之首殷氏族的简称，这是“殷商” 一词的本义，即是“殷商”一词的最初含义。有时也会引伸一下，泛指整个商族，成为殷商后裔的自称或外族人对殷商族人的他称。如“殷商后裔”“殷商遗民”“殷商旧族”等。

②“殷商”是外族人对殷商王室的他称、敬称，有时也是殷商王室人的自称，如“殷商王室”“殷商王畿”“殷商贵族” ，以及《诗经・大雅・大明》中的诗句“殷商之旅”、《诗经・大雅・荡》中的文王叹息殷纣王的诗句： “咨女殷商”等，此诗句中“女”通“汝”，指殷纣王帝辛。

③“殷商”泛指殷商人主族居住的地域，如《诗经・大雅・大明》中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等

④“殷商”是后世史家对成汤代夏所建奴隶制王朝的代称或敬称，如本文标题中的“殷商王朝”，现代文献中常出现的“殷商时代”等。

⑤“殷商”代表古代殷商族人创造并世代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如现代文献中常提到的“殷商文化”等。

对文献中，特别是先秦文献中，出现“殷商”一词，究竟代表上述五种含义的哪一种，或是代表上述五种含义中的多种，则要依出现“殷商”一词的具体场合作具体分析。例如，“殷商后裔”“殷商遗民”“殷商旧族” ，这三个短语中的“殷商”一词就具有上述五种含义中的至少两种含义。

以魏晋间人皇甫谧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 “殷商”这一称谓出现的原因是成汤建立的新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称商，盘庚迁殷以后称殷，两者合称殷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商族的历史上，六世商先公冥的追封地殷、八世商先公上甲在殷地的复兴（上甲由殷原统治中心北迁 30 里的邺也在殷地的疆域内）、后世商王（殷帝）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中兴，这三处殷地，实际是指“太行山以东，夏殷时的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的同一个殷地。所以，盘庚迁殷不是迁到新的“殷”地，而是迁回到祖地“殷”。

因此，如果一定要将自契起到帝辛亡国止这段殷商时期划分一个殷、商称谓的分界的话，只有“冥前称商，冥后称殷”的分法才是正确的，“盘庚迁殷前称商，盘庚迁殷后称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

三、成汤为什么将他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而不定为“商”？

成汤“殷革夏命”推翻夏桀的反动统治，取得政权建立新王朝后，将其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而不定为“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成汤是子姓商族中的殷氏族人（是六世商先公兼首任殷先公冥的九世嫡传），其诸侯国国号本来就是“殷”，在子姓商族七世先公兼子姓商族殷氏二世先公王亥奉夏帝之命由原居地宋地商丘（即今商丘）渡过古黄河西迁至“殷”地时，早改商曰殷了。故成汤在放桀代夏建立新王朝时便依其老的诸侯国号“殷”将其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就如后世周武王灭殷以后沿用老的诸侯国号“周”为其新王朝的国号一样。当然，为了纪念其老祖宗商族六世兼子姓殷氏肇氏始祖冥公被夏帝追封为可世袭的 “殷君”，也必定是成汤将其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原因之一。

四、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及其真实存在的间接证明

据魏晋谱书《殷氏家传》记载，成汤灭夏建立新王朝后，为了纪念其老祖宗商族六世兼子姓殷氏肇氏始祖冥公因治理黄河殉职被夏帝追封为首任“殷君” 这件事，便依其老的诸侯国号“殷”将其代夏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此时，成汤虽然在海选天子的 3000 诸侯大会上，被众诸侯推举为“天下共主”——殷天子，未费一枪一弹，便成为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国土的中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首创者，但他面临的却是夏桀留下的一个烂滩子，就如 1949 年建国后，蒋介石给我们留下的烂滩子一样。这时，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尽快解决问题的既能修德养民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政方案。据《殷氏家传》记载，成汤制定的第一个能对国家和族众进行有效管理的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政方案，就是为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立下必须恪守的“殷商并用族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这族规的实质是要求当代和后世商王（殷帝）恪守“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的规矩。成汤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族规呢？据《世本》和《殷氏家传》互相印证的记载，此时，子姓商族内已经繁衍有“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九大氏族，每个氏族内又有分族，成汤面对的是族内氏族林立、族外方国各霸一方的局面，成汤为了实现对国家和族众的有效管理，为了使商族内部氏族如林的族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为了防止革命功臣和后世商王（殷帝）滋长居功骄傲的情绪，确保革命功臣和后世商王（殷帝）能谦虚谨慎、能执行成汤制定的修德养民的诸多政策，达到团结族内诸多氏族和族外众诸侯共建新王朝的目的。成汤认为其族号 “商” 字和纪念其殷氏族的国号“殷”字同等重要，于是便为当代和后世立下上述的“殷商并用族规”。

《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所立 “殷商并用族规” ，虽然在正史中找不到详实的文字记载，但却为《史记》等许多汉代和汉前的先秦传世古文献和现代出土的甲骨文中关于殷商王朝的国号和国君尊号的记载所间接证明。即可从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下列证据，来间接证明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是真实存在的：

①甲骨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殷”字却非常罕见，便是成汤所立族规中，族内行使王权祭祀时，只准称族号“商”而不得称国号“殷”的极其有力的证据。因为甲骨卜辞都是商族族事活动的记录，根据成汤立下的“殷商并用族规” ，当然在甲骨卜辞中会大量出现族号“商”字，而国号“殷”字却十分罕见。因为根据此族规，只有当“商王”以天下共主“殷帝”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准许称“殷”称“帝”，如在外交、向天下发布诏告、与诸侯盟会、率领诸侯征讨反叛者等场合才准许用国号“殷”，才准许将“商王” 称为“殷帝”；而这些国事活动一般都有殷商族的族外人参与其中，故称“殷” 称“帝”的情况一般不会在出现在记录族事活动的甲骨卜辞中。这就是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和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教授提出的只据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不能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否定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原因。

②甲骨卜辞中，“王”“王卜”“王占”“贞王”等词条经常出现，而“帝卜”“帝占”“帝贞”等词条，起码笔者从未见到过，这显然与《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全称“帝”正好相反。这也是成汤在所立族规中，提示具有商王（殷帝）双重身份的全国最高领导人殷帝，在商族内部率领族人祭祀时，只相当于最高族长商族之王（简称“商王”）率领族人祭祀而已，要求他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能以殷帝的名义自居，骑在自己族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因此，成汤要求商王（殷帝）在族内这样做，是商王（殷帝）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只准称“王”或“商王”而不得称“帝”或“殷帝”的族规存在的极其有力的证据。有学者声称，是司马迁错了，应该将《史记・殷本纪》中的“帝某某”全改成 “王某某”才符合史实。其实不然。依成汤制定的“殷商并用族规”就应该“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称商称王，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称殷称帝”。《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是国史，不是族谱，当然应称殷“帝某某”，而不能称商“王某某”。而卜辞中全是商族王室族事活动的记录，当然必须按成汤制定的族规，在商族内部，只准称“王”或“商王”，而不得称“帝”或“殷帝”。因此，甲骨卜辞中，“王”“王卜”“王占”“贞王”等词条经常出现，而“帝卜”“帝占”“帝贞”等词条却不见，也不允许见。

③成汤制定的这“殷商并用族规”虽首见于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但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周本纪》时严格遵照成汤这一族规来决定什么场合下称殷、什么场合下称商，便是对成汤曾立有“殷商并用族规” 的有力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称成汤的国号时全用“殷”，对殷天子全称“帝”，而在《史记・周本纪》中，则视不同场合，有时称“商”，有时称“殷”，一个字也没有乱用，完全符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甲骨文中虽有几处罕见的“殷”字（如《甲骨文合集》15733、17979 等），但其义与成汤的国号无涉；甲骨文中虽频频出现“帝”字（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合集》中收录的“帝”字有 20 多个，如《甲骨文合集》2107、2108、14159、34147 等），但其义与殷帝的“帝” 字无涉。字义为成汤国号的“殷”字和字义为殷帝的“帝”字在反映族事活动的甲骨卜辞中虽然不见，但在反映国事活动的传世文献中，却经常见到。据不完全统计，在《史记・殷本纪》中，有 20 多个记载成汤国号为“殷”的“殷” 字、有 73 个记载成汤所建殷商王朝历任殷天子尊号的“帝”字。这充分证明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是非常恪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的，司马迁一定是从当时能见到的古文献中亲眼看到过或亲耳听说过成汤所定的这一族规的。司马迁要记在《史记・殷本纪》中的都是殷代的国事而不限于商族一族的族事，依成汤制定的该族规，他当然只能称殷而不能称商；同理，他要记在《史记・殷本纪》中的都是殷代天下共主殷天子处理国事时的所作所为而不限于商王处理商族一族事务时的所作所为，依成汤制定的该族规，他对殷天子当然只能称帝而不能称王。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殷本纪》如此，史料价值极高的古本《竹书纪年》也如此。在古本《竹书纪年・殷纪》中，称成汤所建新王朝的国号为“殷”、称天下共主殷天子为“帝”的例子也很多。如将记载成汤所建新王朝史事的篇章命名为《殷纪》，而没有命名为《商纪》；称成汤第三子中壬为“殷仲壬”，而不称为“商仲壬”；称殷帝沃甲为“帝开甲”，而不称为“王开甲”；称殷帝祖甲为“帝甲载”，而不称为“王甲载”等。

五、学界坚称“商”决不称“殷”的学派上升为目前主流学派的过程

史苏苑先生生前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在《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商朝国号浅议》中，对“纵观几千年”的各家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后，提出的成汤所建王朝国号“还是以‘商’字为好”的初步意见，会成为目前学界和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主流观点。虽然史苏苑先生在该文开篇就强调这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小问题”，但终究还是成为影响后世学术走向的热门话题。就在史苏苑先生发表《商朝国号浅议》的同一年（1981 年），河南固始出土的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周代宋公室铜器铭文已能充分证明周代殷商后裔宋公室人是确认自己的直系祖先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为“殷”不为“商”的。28 年后（2009 年 6 月）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1 编钟铭文更能证明周代官方是坚称其前朝的国号是为“殷”不为“商”的。学界发现这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并不支持史先生 1981 年“还是以‘商’字为好”的成汤国号推测。但因以下三大历史事件出现，已经将称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观点的学派阵容，推向顶峰，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

①历时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和《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公开出版，导致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大部分人都确信，先秦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汉代的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坚称成汤国号为“殷”是称错了，今后应该按《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意见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不是“殷”，也不是“殷商”。自此以后，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坚称成汤国号为“殷”的观点被否定，在官方的支持下，成汤国号为“商”的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只有少数学者和众多殷商后裔持不同意见。

②众所周知，因为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坚称成汤国号为“殷”的观点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要想否定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现在否定了，将来也可能被后世子孙推翻。于是就有人打“从教育入手”的主意，想将 2000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商周年表”中的意见写进中小学历史课本，于是将“夏商周三代”的提法写进中小学历史课本被提上议事日程。2001 年，人教版历史教材据此进行了修订，如 2001 年6 月第 1 版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中就有相关表述。此外，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也采用了“夏商周时期”的表述，统编七年级教材依据该课程标准，在目录中明确出现了“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单元标题，进一步确认了“夏商周三代”的说法。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隐秘地推行“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国人对成汤国号认知的裂痕，甚至对立。因为自 1996 年 5 月起，李登辉开始在台湾的中小学从修改教材开始的“去中国化”教育带来的恶果就像一面镜子照亮了社会大众的心啊！笔者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历史老师教我的并非“夏商周三代”之说，那时历史老师反而引导我们课外去阅读他翻译的白话文《史记・殷本纪》。台湾的“去中国化”教育，本质上是“以伪代真”、割裂历史、制造对立，违背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事实，也伤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感情。看看台湾的“去中国化”教育，想想我们的“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区别只是，台湾搞“去中国化”教育，是有意为之、公开进行的，而我们搞“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是推行者好心办坏事、隐秘地进行的。但二者客观上对“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事业的负面影响是同样的。众所周知，台湾的“去中国化”教育始于李登辉执政时期。 1996 年 5 月，李登辉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声称要进行“乡土教育”。1997 年 2 月，台湾“教育部”在李登辉的授意下编辑出版了《认识台湾》中学教科书，由《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三部分组成，这是台当局对中学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的开始。陈水扁执政时期，“去中国化”政策执行得更为积极和彻底。2001 年，台湾当局将《认识台湾》作为范本从中学推广至小学；2002 年，台湾“教育部”将“乡土文学” 修改成“台湾文学”，将“闽南文化”改成“台湾文化”。

2003 年 9 月，台湾 “教育部”推出“高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草案”，将“台湾史”放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前教授。李登辉、陈水扁这样做，培养出了至少一代人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搞台独的民进党，为后来搞台独的民进党上台铺平了道路。

③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齐的全套 11 卷（本）共 688.4 万字的鸿篇巨制《商代史》的问世，更为一些人隐秘地推行“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述三大历史事件，虽然将称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观点的学派的阵容，推向顶峰，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却与证实周朝人称前朝国号“为‘殷’不为‘商’” 的上述两大考古新发现格格不入，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 的主流观点与上述两大考古新发现证实的周朝人，特别是周朝的殷商后裔宋公室人，称前朝为“殷”不为“商”史实的矛盾。一些支持坚称成汤国号为“商”决不称“殷”的学者，进一步毫无根据地发挥了史苏苑先生在《商朝国号浅论》中提出的“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的猜测，重新解释了周人称前朝为“殷”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成汤建立的王朝名称实际上是“商”，而推翻殷商王朝的周人之所以称前朝为“殷”，是周人对前朝的一种蔑视。也就是说，有些学者，为了调和上述两个学派的矛盾，为了维护学界中主流学派“称‘商’不称‘殷’”的观点，提出这样一种主张：认为“商” 是殷商王朝时的人们对自己国号的本称、自称，“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他称。显然，这些学者关于“殷亡后周人称前朝为殷而不称商，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但会被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考古大发现否定，而且如果称“殷”带有贬意，则传世文献中的诸多“殷”字用法和以“殷”字命名的诸多上古大礼，如殷见、殷同、殷覜、殷视、殷奠、殷祭等，就说不通。

当然，在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的主流观点与上述周人称“殷”不称“商” 的两大考古新发现之矛盾的学者中，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有不少学者不认为（甚至是反对） “‘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之说的。

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南京大学的胡阿祥教授，他从《国语・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句后的三国韦昭注—— “商，殷之本号也。”—— 中受到启发，直接得出 “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 的论断（胡阿祥《商国号考说・提要》）。胡阿祥教授在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的《商国号考说》一文中说：“梳理以上各说，考辨其根据，可以提出以下倾向意见： ①韦昭‘商，殷之本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推而言之，殷是商的别号。②商是自称（商人对其国家的称号），殷是他称（周人及后世对商国的一种称法），商、殷商或商殷也是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③以商为号早，而以殷为号晚。”

总之，在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的主流观点与上述周人称“殷”不称“商” 的两大考古新发现之矛盾的学者中，不管是持“‘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之说，还是不持甚至反对这种说法的，若从实质上看，他们都仍然属于坚称“商”而决不称“殷”的学派。

六、以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为准绳，对古代名家观点的总梳理

【1】对《论语》《孟子》中坚称殷决不称商的梳理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论语》《孟子》总是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经典，因此，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在说到成汤的国号时，只能据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规” 说话，不敢乱讲，以免影响后人对成汤国号的正确认知。

【2】对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总是称殷称帝决不商称王的的梳理

司马迁的《史记》总是被认为是中国正史之首，《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全是“商王”以天下共主“殷帝”身份行使天子权时处理的国事，因此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只能据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规”说话，不敢乱讲，只称“殷”称“帝”，决不称“商”称“王”，这也是司马迁怕影响后人对成汤国号的正确认知。

【3】对古代的一般史书中出现“商和殷混合使用，纠结不分”情况的梳理对这种情况的梳理有二：一是因为这些史书并不被认为是“中国二十四史”

之一，因此它们才不把成汤的国号“殷”和族号“商”分得那么严格；二是因为这些书在说到族号“商”字时，绝对不会丢掉国号“殷”字，因为这些书的作者也生怕后人怪他们违反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规矩，也生怕影响后人对成汤国号的正确认知。一般说来，在除宋代以外的常见古代史书中，只见到既用族号“商”字又用国号“殷”字和只用国号“殷” 字不用族号“商”字的两种史书，就汉代以前的史书而言，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只称“商”决不称“殷”的整部史书。例如：

①在《诗经・商颂・玄鸟》中，在前面说到带有“商”字的语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时，后面总会出现带有“殷”字的语句“宅殷土芒芒”。

②在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里，就是如此：在《尚书・微子》篇里，总是既说带有“殷”字的语句： “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又说带有“商”字的语句：“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

③在《荀子》一书中，也是如此：《荀子・正名》中既有带有“商”字的“刑名从商”之语，在《荀子・解蔽》中就有带有“殷”字的“昔人君蔽者，夏桀殷纣是也”之语。

④在《商君书》中，也是如此：《商君书・更法》中既有带有“殷”字的“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之语，在《商君书・开塞》中就有带有“商”字的“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之语。

⑤在《墨子》一书中，也是如此：在《墨子・非攻下》中，前面既有带有 “商” 字的“遝之乎商王纣”之语，后面就有带有“殷”字的“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之语。

从以上举例来看，在提到成汤国号的古代任何一部史书中，除了宋代因避讳“殷”字只用“商”字以外，其它都是只用“殷”字或既用“商”字又用“殷” 字的。在宋代，因为对赵宋宣祖赵弘殷避讳“殷”字的规定很严格，谁敢不避讳，被查到，是要杀头的。那时，连姓殷都要改为姓汤姓商。笔者的宋代老祖宗就是因避讳被迫从姓殷改姓汤的，直到金人南下，宋代的控制力削弱，才回姓殷。因此，在提到成汤国号的古代史书中，除宋代的史书以外，一般都不会出现只用“商”字、决不用“殷”字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除宋代以外，中国古代各朝的史书，从不出现只用“商”字不用“殷”字的整部史书，这一定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撰写这些史书的作者遵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族规的必然现象。

【七】几点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目前，还没有发现汉代和汉前的先秦史书能确切证明殷商王朝的“本号”是“商”而非“殷”。就汉后至清而言，能确认“商”是殷商王朝的“本号”的，也只有三国吴韦昭为《国语・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民”一句作注的一家之言： “商，殷之本号也。”然而，《韦昭注》毕竟不是《国语》原文，其可信度极低。就现代考古发现而言，唯一能支持成汤国号是 “商”而非“殷”之说的，就是甲骨文中频频出现的“商”字。但自首席甲骨学家董作宾和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明确提出只据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不能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否定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意见以后，特别是上述的两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固始出土的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周代宋公室铜器铭文”和“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1 编钟铭文”）已经确证周代官方称前朝的国号为“殷”和周代宋公室殷商后裔称自己直系老祖宗成汤放桀代夏所建王朝的国号为“殷”以后，就国际学术界而言，已经没有多少国家的甲骨学家支持成汤的国号是“商”而非“殷” 之说了，如日本、加拿大、美国等，特别是日本，支持成汤的国号是“商”而非“殷”之说的甲骨学家已经极少了。目前坚称成汤国号是“商”而非“殷” 之说的，主要是我国学界主流学派中提出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设题的人和坚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的人。总之支持上古三代是“夏商周”而非“夏殷周”的人已呈越来越少之势，目前只剩下坚信“‘商’是殷前朝的贬称、他称”的一些人了。前已说明，目前，就连当年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已故的组长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健在的副组长北京大学的当代考古学界泰斗李伯谦教授、已故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前会长王宇信教授和健在的郑州大学著名殷商史学家李民教授等，已经不大相信成汤国号为“商”了，甚至转而对笔者在 2015 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中首次公开提出的“成汤国号为‘殷’不是‘商’，也不是‘殷商’ ”之说感兴趣，其中，健在的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的当代考古学界泰斗李伯谦教授甚至在其撰写的《殷代史六辨・序》中不仅对笔者的“成汤国号为‘殷’不是‘商’，也不是‘殷商’ ”之说感兴趣，而且公开地表示支持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斗胆提出下列建议：

【1】祖国要想强大，要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继承并弘扬毛泽东党指挥枪的优良传统，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坚定不移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外交择友、金融、贸易、宣传等各项具体工作的行动指南，当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二选择，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世界上绝对多数的国家都在以英国前首相亨利・帕麦斯顿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注 4】作为处理国际关系永恒准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国策就是个典型）的今天，也应以我们的自身利益为重，作出合适的应对举措或具体操作。就以金融和继承传统文化两方面为例，窃以为当前的政府行为就有诸多欠妥之处，迫切需要纠正：

①就金融战线的“搞外汇储备”而言，做得就有些过了头。窃以为我们应将国库中的大量美元储备（也就是美债）抛售出去，将其变成黄金储备，以防美国翻脸不认人，抢在美元信用崩盘前跳船逃生，当为不二选择。俄罗斯数千亿美元被美欧直接冻结并强行将其利息转给乌克兰购买军火，就是一个血泪教训。我们千万不能学日本，他们怀里揣着万亿美债当宝贝，目前还傻乎乎追加数十亿在增持，就目前形势来看，日本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美国“活埋”的陪葬品。

②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重新审视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史记》搭建的中华上古史框架，当然是必要的，但千万不可低估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 5000 多年来唯一不间断的文化、中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 5000 多年来唯一屹立不倒的国家，历朝历代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当推首功。然而，建国以来在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屡屡失误之处。下述的第③ 、④两点就是建国后最典型的失误之处。

③建国后最典型的失误之一：虽然国际公认的首席甲骨学家董作宾不断地提出只据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不能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从而否定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呼吁，甚至是警告，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还对学界提出“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具体意见，但一些学者还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还是据只代表百分之一的殷代文化史的史料——殷商王室祭祀产物甲骨卜辞，在做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代文化史之梦（《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的董作宾语），并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坚而行之。避开实际价值极高只冠名不妥的长达 688.4 万字的社科版 11 卷（本）《商代史》不谈，就以与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专著《中华史纲》同名的蔡美彪 (1928.3.26—2021.1.14）著《中华史纲》【注 5】一书而言，其大部分内容都虽无可挑剔，但就是因为其只据甲骨卜辞否定了司马迁对殷商王朝国君尊号为“帝” 的记载，而导致在用同一书名《中华史纲》的两部书中，蔡美彪的《中华史纲》却被国际史学界看轻。

蔡美彪在其《中华史纲》一书中认为，夏朝是不可称为“国家” 的。他认为夏朝只是上古“部落混战”局面的继续，只有成汤建立的殷商王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在《中华史纲》一书中说：“（夏朝少康重获胜利后）结盟的部落已所存无几。夏后氏传到孔甲时，原来黄帝联盟的各部落相继离去。孔甲三传到桀，部落联盟已完全瓦解了。”其言下之意是，成汤毫不费劲地便取代了夏王朝，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殷商王朝。他在此书的第 8 页中还只以“甲骨卜辞”为据武断地说：“（成汤建立新王朝后）没有重建部落联盟，而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商国。商汤也不再沿用联盟长‘帝’的称号，而自称为‘王’。”现在国际史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蔡美彪的“夏朝不算‘国家’ 说”和“殷商王朝的国君只称‘王’不称‘帝’说”不仅是对中华上古史的歪曲，而且是与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唱对台戏，是对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只称殷称帝、决不称商称王”的蔑视，因而不被国际史学界重视。

④建国后最典型的失误之二：上述“建国后最典型的失误之一”虽然很严重，但不管是社科版将《殷代史》冠名为《商代史》，还是蔡美彪的《中华史纲》蔑视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与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唱对台戏，这一切还毕竟都是学术界的个人行为，他们的说法虽有不当，但并不违反国家的“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最严重的还是下述两项不当的国家行为：一是未将国家九五重大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按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传统称谓冠名为“夏殷周断代工程”；二是 2000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以后，自 2001 年起，教育界即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的不当要求在中小学课本中明确写进“夏商周三代”的有关教学内容，此举严重地影响了祖国下一代对殷商王朝国号及其国君尊号的正确认知。此举被读者戏称为在中小学中推行“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我们自 2001 年起从修改中小学历史课本起步的“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与自 1996 年 5 月起步的，李登辉在台湾的中小学从修改教材开始的、后来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又继续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二者的目的虽然不同，起的短期作用也各异，但其“以伪代真、割裂历史、制造对立” 的手法是相同的，从长远来看二者客观上对“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事业的负面影响也是同样的。因此，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国人认为，我们在中小学中搞的“去孔孟司马迁影响化”教育与台湾在中小学中搞的“去中国化”教育，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不为过。

【2】建议专治殷商史研究的的伟大科学家宋镇豪先生在其主编的11 卷本《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

【3】建议国家教育部将现行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说法据史实更正为“夏殷周三代” 的说法。

【注释】

【注 1】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间殷氏先人编纂的《殷氏家传》虽不幸毁于“文革”，民间是否存有复本，也未可知。但笔者记得很清楚，《殷氏家传》正文行间插入的唐人颜师古（581—645 年）注释说，成汤“殷革夏命”的业绩及其所建王朝世系在后世南朝宋目录学家殷淳（403—434 年）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中也有详尽记载。近来，江西殷汤氏小浆后裔联谊会的殷国锋在古籍网（bookinlife.net）上也偶然找到记载有殷淳敬编的十卷本《殷氏家传》书目。可见，不幸毁于“文革”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虽然不可复得，但唐人颜师古说录有其相关内容的殷淳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可能还被某地某藏书单位或某民间收藏家收藏于世。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殷淳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的下落，那也就相当于复制了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了，笔者得此令人惊喜的消息后也曾请古籍网主查找这套殷淳编纂的十卷《殷氏家传》的下落，但终未果。

【注 2】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大陆杂志》第 3 卷第 12 期。本书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

【注 3】李定一：《中华史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或同书，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 年 4 月第 1 版。

【注 4】这句名言是英国前首相亨利・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于 1848 年 3 月 1 日在英国议会演讲中提出的英文表述，中文常被简化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其英文原文为：“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 后来许多人都误以为这名言出自二战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口，实际上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只是将亨利・帕麦斯顿的原话简化为“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使亨利・帕麦斯顿的这句明言广为人知而已。

【注 5】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25 年 9 月 28 日

作者简介

殷作斌

殷作斌，汉族，字朐阳，号丹宇，1941年1月22日生(中国干支纪年庚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江苏省淮安市涟水人，系《世本》记载的“殷商九大氏族”之首子姓殷氏族殷商王室的直系传人。

殷作斌,清华大学毕业(六年制)，淮阴工学院电子学专家，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淮安市劳动模范(终生享受省劳模待遇)，淮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历任国营三河半导体厂厂长、台办炎黄大学兼职教授、淮安市清河区人大代表、淇县朝歌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殷氏网站长、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站长、朐阳殷氏第五次续修宗谱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主编等职。

殷作斌，业余研究殷商王朝的历史虽然长达60多年，但能将传世文献与现代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得益于恩师李伯谦教授长达12年(自2013年起)的悉心指导。李伯谦，1937年2月10日生，郑州荥阳人，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历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殷作斌，自2013年起，在李伯谦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先后出版了多部史学专著。2015年出版了由李伯谦作《序》的处女作《殷代史六辨》.2020 年出版了由其主编的《朐阳殷氏宗谱》，并在郑州全国家谱展评大会上荣获最佳创新特等奖，2023年在美国加州和中国北京先后出版了两种版本的《殷代史》，并向国内外著名藏书单位捐赠了9000册，在此基础上，又于2024年底出版了《殷代史第二版）》。

发布于：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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